國務院日前印發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到2025年，數字經濟邁向全面擴展期，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數字化創新引領發展能力大幅提升，

智能化水平明顯增強，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取得顯著成效，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完善，我國數字經濟競爭力和影響力穩步提升。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世界各國搶抓發展新機遇、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焦點。“十四五”時期，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正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

普惠共享的新階段，面對新時期新形勢新挑戰，數字經濟在培育發展新動能、提升經濟質量效益方面前景廣闊。

以數字化發展為導向

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表示，《規劃》進一步突出體系化設計、系統化布局，對“十四五”時期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作出了整體性部署，重點包括突出發揮數據要素價值，帶動產業提質增效，

促進經濟循環暢通等。

“《規劃》的一大亮點在于應用牽引，強調以數字化發展為導向。在需求導向下，無論是技術產品還是應用范式、商業模式和體制機制都將按照體系化創新路徑發展，

這符合數字經濟作為一個復雜經濟形態需要系統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尤其在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應用導向有利于數字經濟高效健康發展。”眾誠智庫高級副總裁柳絮說。

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認為，《規劃》堅持創新引領，強調技術融合，突出了數字技術對數字經濟的引導作用。

得物APP創始人兼CEO楊冰表示，我國深入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已取得積極成效，《規劃》為“十四五”時期新經濟企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此外，《規劃》強調要突出發揮數據要素價值。柳絮表示，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是發展數字經濟的關鍵，要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加強統籌協調，有效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進一步激活數據要素潛能。

數字經濟占比漸高

《規劃》明確，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

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

數字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7.8%，數字經濟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360公司創始人周鴻祎認為，

增量主要在于產業數字化。互聯網發展的上半場是消費互聯網，目前已進入下半場即產業互聯網時代，主要場景是工業互聯網、車聯網和新型智慧城市等，主角是各級政府和傳統企業。

“物聯網、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滲透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成為重要創新要素，數字經濟不斷改變著生產、管理、治理和消費體系。”柳絮表示。

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和4G網絡，5G網絡建設和應用加速推進，寬帶用戶普及率明顯提高。同時，產業數字化轉型步伐加快。農業數字化全面推進，服務業數字化水平顯著提高，工業數字化轉型加速，工業企業生產設備數字化水平持續提升，更多企業邁上云端。

數字技術與各行業加速融合，推動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移動支付廣泛普及，在線學習、遠程會議、網絡購物、視頻直播等生產生活新方式加速推廣，互聯網平臺日益壯大。

同時，我國數字政府建設成效顯著，“一網通辦”“最多跑一次”“一網統管”“一網協同”等服務管理新模式廣泛普及，數字營商環境持續優化，在線政務服務水平已躍居全球領先行列。

“我國數字治理能力不斷優化，數字貿易蓬勃發展，數字經濟‘走出去’態勢越來越強烈，成為我國出口增長新動力。”盤和林說。

深度融合是主線

《規劃》強調，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主線，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為構建數字中國提供有力支撐。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認為，數字經濟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應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在融合過程中，消費服務業走在最前面。如騰訊、阿里、京東、拼多多等服務平臺有很多創新，

與發達國家相比也不落后。

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首席執行官湯道生表示，“數實融合”正從“選答題”變成每個行業都要面對的“必答題”，對實體產業的價值助力是衡量產業互聯網發展的重要標準。

楊冰介紹，得物APP通過與老字號品牌深度合作，正在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供應鏈良性循環模式，用數字經濟助推國潮的傳承與創新。

“兼具實體企業基因和屬性、數字技術和能力的新型實體企業，是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將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發揮巨大作用。”京東集團總裁徐雷說。

展望2035年，數字經濟將邁向繁榮成熟期，我國要力爭形成統一公平、競爭有序、成熟完備的數字經濟現代市場體系，數字經濟發展基礎、產業體系發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實現上述目標，需解決關鍵領域創新能力不足、數據資源價值潛力尚未充分釋放、數字經濟治理體系不夠完善等問題，要轉變傳統發展方式，加快補齊短板，走出一條高質量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