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財經媒體“晚點LatePost”1月10日消息，在去年底的員工大會上，馬化騰對2021年發生的一系列變化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他說，騰訊只是國家社會大發展期間的一家普通公司，
是國家發展浪潮下的受益者，并不是什么基礎服務，隨時都可以被替換。未來，騰訊在服務國家和社會的時候，要做到不缺位、做到位、不越位，做好助手、做好連接器。
去年反壟斷監管日趨嚴格，互聯網競爭生態備受關注。騰訊、阿里、美團等巨頭成為備受輿論關注的監督對象。阿里因為“二選一”違反《反壟斷法》，吃下182億元人民幣的天價罰單；
美團隨后也因為“二選一”被處罰，罰金34億元。
在外部環境的大變局之下，騰訊也迎來變化：
去年7月，騰訊被要求放棄獨家版權；同在7月，由騰訊主導的虎牙斗魚合并案被禁止；去年12月，騰訊以派息式減持京東——這曾是它最重要的投資之一。而隨著游戲版號發行被暫停、
未成年人游戲監管日趨加強……騰訊贏者通吃，“躺贏”的時代似乎成為過去。
風口之下，互聯網行業悄然轉向。
2021年4月，騰訊成立了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SSV）并承諾投入1000億元實踐共同富裕，表示“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將成為核心戰略。但放眼2021年港股市場，不少板塊經歷動蕩，表現慘淡。
恒生科技指數年跌幅達32.70%，一度較2月高點腰斬。
騰訊和阿里等頭部企業一度走下神壇，其市值出現較大縮水。
21數據新聞實驗室今年1月推出的最新一期《中國上市公司市值500強榜單》顯示，騰訊超過阿里巴巴，成為互聯網科技領域市值最高的公司。不過與前一年相比，它的市值縮水了騰訊市值縮水9645億，
名列臺積電之后，位居第二。
科技富豪們的個人財富也面臨縮水。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顯示，在監管趨嚴的環境下，中國排名前10的科技富豪2021年合計蒸發800億美元，逾人民幣5000億元人民幣。馬化騰財富縮水程度名列第4。
僅次于拼多多黃崢、小米雷軍和阿里巴巴馬云。
2021年，互聯網巨頭正面臨著更深層次的凝視——變革開始，新秩序正在重構。
移動互聯網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數年的人口與流量紅利滋養出互聯網巨頭，它們曾是先進、高效、自由和創新的代名詞。巨頭的創始人們積累財富的時間成倍于過去的傳統行業，這其中的幸運者，
甚至三五年就可以邁入財務自由的行列。
金錢的流向與速度也引發了公眾巨大的關注。互聯網知名企業家的一言一行被悉數追捧，甚至于如果你擁有一張互聯網大廠的工牌，也是一件光鮮而值得羨慕的事。
但隨之而來的，無序擴張的副作用逐漸顯現。巨頭在追逐增長與回報的過程中，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壟斷行為，并產生扼殺中小企業創新能力、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后果。同時，在新的國際形勢下，
數據安全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公眾與社會顯然對互聯網巨頭有了更多的要求。在吸納社會資源迅速生長之后，巨頭在通訊、消費、金融、信息、出行等等各個方面都成為民眾生活的關鍵點，他們需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并在監管之下為自己擴張的后果負責。
2021年，阿里、美團吃下巨額罰單，由騰訊主導的斗魚和虎牙合并案被叫停，低調上市的滴滴半年內經歷退市和下架——這些大事件從未如此密集地發生。
深刻的變革已經開始，紅利時代結束，互聯網巨頭需要找到新的生存智慧。
重錘之下
2021年，向互聯網開出數十張罰單的“反壟斷”是生變最為劇烈的領域。
第一張要從2020年底說起。2020年12月14日，阿里巴巴因收購銀泰、閱文收購新麗傳媒、豐巢收購中郵智遞等三起未依法申報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收到反壟斷罰單合計150萬元——這是《反壟斷法》
自生效后在互聯網領域首度破冰。
盡管市場監管總局表示，懲罰金額雖低，其作用在于釋放加強互聯網領域反壟斷監管的信號，產生相應的威懾效果，還是有不少言論直指“太輕了”。
很快，類似聲音戛然而止。今年4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巴巴的“二選一”壟斷行為作出182億元行政處罰，系其2019年中國境內銷售額4%；10月8日，在正式立案調查半年后，
市場監管總局責令美團全額退還獨家合作保證金12.89億元，并處以其2020年中國境內銷售額3%的罰款34億元。
兩張針對“二選一”的大額罰單之外，互聯網領域反壟斷監管貫穿了全年。
7月7日，市場監管總局公布22起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件行政處罰決議，并于11月20日再次公布43起未依法申報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件處罰決定，騰訊、阿里、美團、百度、京東、
58集團等10家互聯網企業均被處以頂格50萬罰款。
據統計，截至目前，2021年市場監管總局共發布反壟斷處罰案例高達118起，其中89起涉及互聯網企業，占比為75.42%。
而在數據監管領域，互聯網身處氛圍同樣緊張。7月，由滴滴赴美上市引發的國家數據安全風險議題進入公眾視野，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宣布對滴滴出行實施網絡安全審查；11月，
《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施行，明確不得過度收集個人信息、大數據殺熟等；12月，豆瓣、唱吧、愛回收等106款App因違規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等行為下架。
更多監管信號在多領域釋放：這一年，直播行業的虎牙、斗魚合并案終止；以QQ音樂為主的騰訊音樂集團被責令解除獨家音樂版權；社區團購因“擠壓小攤主就業空間”被點名；
網絡游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及法定節假日晚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服務；年末，主播薇婭因偷逃稅被罰13.41億元并遭全網封禁——至此，最年輕的新業態直播電商也未能逃脫。
事實上，對于所謂的“轉折之年”，此前不是沒有信號釋出。
2020年11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并對不公平價格行為、限定交易、大數據殺熟、不合理搭售等情況進行了明確界定。
此后一個月內，中央層面兩提“反壟斷”。先是11月30日就加強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舉行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上，中央政治局提到“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反壟斷、公平競爭審查等工作”，
隨后又于12月11日分析研究2021年經濟工作會議中，要求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互聯網巨頭強監管時代即將到來——這一解讀在行業中達到空前共識。
經營環境走向臨界點
“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借由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的名言，歸結互聯網行業迎來多事之年的動因。
回過頭看，十一年前騰訊和360的“3Q大戰”本質就是“二選一”，但在當時法律的相關市場界定中，騰訊未能構成訴訟中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這場曠日持久的互聯網反壟斷第一案審判結果最終未能倒向360。
當時的市場環境鮮有人將類似行為與“壟斷”做強關聯，互聯網領域對于競爭總體仍是友好包容的。
到2015年前后，這種競爭越來越充分，直至“壟斷”格局初現：O2O百團大戰進入尾聲，滴滴與快滴合并，美團與大眾點評合并，騰訊、阿里陸續通過投資入股迅速建立各自派系。
“二選一”在這種氛圍中愈演愈烈。2015年11月，京東實名舉報阿里巴巴脅迫商家“二選一”；2017年11月，京東針對天貓、阿里巴巴正式提起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訴訟。
此后的2018年10月和2019年6月，拼多多和格蘭仕也先后發表聲明，直指天貓要求品牌商或企業“二選一”。
這是一個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過程，但究竟什么時候是臨界點，沒人說得清楚。可以確定的是，互聯網從未離開過監管層視線。
從2016年多次領導層發言總結，在反壟斷靴子落地之前的很長時間內，互聯網只是被當做一個“新事物”來對待，不能照搬傳統業態的監管辦法。留出時間是讓其自由生長和趁機暴露漏洞，
以期形成更公平有效的監管政策。
這意味著巨頭以不同程度的壟斷行為扼殺中小企業創新能力、侵害消費者權益等，早已被自上而下地認知，只是在如何監管上仍被審慎對待。
至于為何在今年集體爆發，在多位接受界面新聞采訪的學者看來，國內諸多事件的推動是一方面原因，另外，國際環境下有關互聯網巨頭壟斷的輿論氣候也在發生變化。
去年7月29日，圍繞企業市場主導地位是否存在不正當競爭，美國眾議院反壟斷委員會向科技四巨頭提起訴訟，亞馬遜CEO杰夫·貝佐斯、蘋果CEO蒂姆·庫克、Facebook（現meta
）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掌門桑達爾·皮查伊首次同時接受調查。
自2017年起，歐盟的反壟斷施壓力度也在擴大，包括亞馬遜、蘋果、谷歌在內的多個科技巨頭接連收到巨額罰單。其中，谷歌在2018年因在安卓系統上濫用其支配地位被罰款43億歐元，
成歐盟史上金額最大罰單。
據報道，目前全球范圍內針對蘋果、亞馬遜、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的競爭相關訴訟或調查經不完全統計已有70多起，而2019年以前，這一數字僅為17。
從國際環境來看，“歐美對平臺經濟領域加強反壟斷，一定程度上也給我們的監管部門造成了壓力，或者說引起他們的警覺或者重視。”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講師伏嘯表示。
“另外，當國外已經開始比較重視去改善互聯網競爭和經營環境的時候，從我們提升（國內互聯網巨頭的）國際競爭力角度來說，政府也有必要進行跟進。”他說。
至于國內氛圍，“從去年到今年，互聯網的發展態勢沒有變化，變化的是頂層對于互聯網的風險感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許可認為，
“這種變化來自于互聯網的深度數字化，從線上線下兩個隔離市場逐漸變為一個市場——這種深度變化引起了更深刻的反彈。”
良性競爭仍被期待
種種跡象指出，今年只是表象上的互聯網轉折之年，如果要追根溯源，這顆種子在平臺經濟誕生之日起就埋下了——只是隨著它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從挑戰者轉變為在位者，
面向它的監管規則勢必要進行重塑。
目前多出的重點是，監管應當具有效用，但如何評判監管的有效性是一個難題。
就抑制資本的無序擴張而言，許可指出，世界范圍內就反壟斷監管效用判定的主流思路還是看短期。即一個案子是否站得住腳，就看如果沒有對這些行為進行規制，
單靠市場看不見的手能否自我糾正其負面影響。但長期來看呢？業界無法想象“二選一”沒有被制止的世界最終如何，因而也無從比較。
這種思路也適用于其他監管領域。
例如，自滴滴多起乘客遇害事件發生，到貨拉拉跳車案件，消費者針對三方經濟中的撮合商“平臺”的質疑情緒的確愈發凝重。再比如，《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雖相繼出臺，
由人臉識別、大數據算法等技術引起的個人隱私恐懼仍在加劇。
而民眾情緒的回溫要依靠切實的舉措。當用戶看到網約車錄音、報警等各項保護措施跟進，個人信息違法濫用事件明確減少，以及企業在用戶個人信息保護措施方面的創新，信任或許可以得到重新建立
——這都需要時間。
不過對此需要認清的是，技術不可倒退，也不能因導致負面事件而被永久扼制。在此之前，網約車等新業態，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其帶給民眾及社會的積極效益不可抹去。
這背后有一個永恒的真理，即科技有其兩面性，在普及的過程中亦會產生搖擺，要深刻認識到對于科技的認知會是一個動態的、反復的、博弈的過程——這也能用以看待當民眾對于互聯網的不信任感達到頂峰后該如何自處：對互聯網的印象本就應當將被不斷修正。
還有一點，之所以將2021年稱為“轉折”，也在于它或是反壟斷執法的小高潮。
企業未來不必患于監管重罰。伏嘯認為，在加強監管的初期會密集出現罰單等情形，但后續考慮到執法成本等問題，靠罰單糾正企業行為、改善競爭環境的狀況將逐步減少。
“未來的趨勢一定是采取高壓的姿態，但在此之下，還是以企業自覺自律合規為主。”
在未來，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將從組織和流程上得到保障。10月29日，市場監管總局組織起草《互聯網平臺分類分級指南（征求意見稿）》《互聯網平臺落實主體責任指南（征求意見稿）》并分別向社會征求意見，“對互聯網平臺進行更加科學規范管理”將成為宗旨。
總而言之，應該如何看待轉折之后互聯網的未來？
首先需要達成的共識是，監管不等同于打壓，其目的是讓巨頭曾經死守嚴防的邊邊角角，均暴露在陽光之下。
從互聯互通開始，不同行業、平臺、個體之間，數據終于要開始進一步流動，而不是成為巨頭后花園的死水。至少，阿里、字節有望借助微信流量池突破增長瓶頸，多款阿里系App接入微信支付后，
也將為騰訊系產品創造更多可能性。
良性競爭仍是被期待的。在受到美國制裁后，華為發力企業端業務成效明顯，華為云成為其2020年增長最快的業務之一；在新能源汽車市場呈現藍海趨勢后，小米、百度均走出舒適圈自主造車，
尋求新的增長曲線。
至于它們究竟能長成多大，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科技公司中，蘋果、微軟、亞馬遜、谷歌、meta（Facebook）仍是第一梯隊，國內互聯網公司中騰訊和阿里僅躋身前十，毋寧說其他。
在國際舞臺上，它們仍有想象空間。
只是特權回攏，“野蠻生長”、“蒙眼狂奔”等詞很難再有實際意義而只能被束之高閣，巨頭們的難受溢于言表——但這不會再難于它們曾是星星之火的時候了。
